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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易博平台
                                                  发稿时间:2020-08-14 15:55:12

                                                  “她太差劲了。我认为哈里斯对民主党来说会是一场灾难”,特朗普说,“她是一个不受人们喜欢的人,民众很快就不会再爱她了”。

                                                  2012年10月,周早英的儿子朋辉因患罕见“大肚子病”,不幸离世。周早英哭干了眼泪,但自始至终不敢动轻生念头,因为她的女儿李桂芳的肚子,也渐渐大了起来。“我向儿子发过誓,要把他的姐姐留在世界上。”周早英说。8年过去了,周早英和女儿站在自家的楼顶上,看向朋辉埋葬的地方。她似乎做到了当初对儿子的承诺,但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2011年开始,朋辉病情恶化。2012年10月11日,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再也没有站起来。周早英带着他去医院,请求医生“能救一分钟就多救一分钟”,然而依然无济于事。周早英抱着孩子回到家中,放在家里的长椅上。朋辉就一直拽着妈妈的手,盯着妈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多久,就咽气了。“他走的时候,很痛苦,眼睛最终也没有闭上。”8年过去,儿子离世时的画面,如同刀刻在她的记忆中,每一个细节,她都记的清清楚楚。

                                                  2020年7月28日,是湖南农妇周早英的小儿子李朋辉的19岁“生日”。从周早英半山坡上的家中出发,步行10分钟到村口的公路旁,爬上路边的玉米地,就是朋辉埋葬的位置。“儿子走了8年了,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他。”面对外人永远一副笑脸的周早英站在那个特殊的位置,终于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在黑夜中嚎啕痛哭,“你在那边,多寂寞啊!妈妈多想过去陪你!但妈妈必须活着,留住跟你一样苦命的姐姐。朋辉,你能理解妈妈吧?”

                                                  2017年开始,李桂芳的肚子渐渐也大了起来,李桂芳知道,留给桂芳的时间也不多了。而在湖南,同样状况的家庭有7家,他们中,有的孩子因为脾脏肿大,已经被切除,但导致了其他并发症,如肝脏肿大,双目失明等;有的孩子肚子一天天变大,到了临界值,像极了当初的朋辉。

                                                  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可用于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作为一种生僻的药品,它原本少为人知,但因其“70万一针”的天价,近日成为讨论的热点。

                                                  周早英家下的宗祠前,还刻着儿子的名字,这几乎是他来过的唯一印记

                                                  之后在被主持人埃里克·波林(Eric Bolling)问到“如何阻止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时,特朗普答说,“我必须要赢得选举”,“因为卡玛拉是个社会主义者。拜登状态已经不好了,他已经被说服了,我觉得拜登也是社会主义者”。当地时间11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选定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为自己的副总统选举搭档。消息一出,这位多种族背景的女性搭档立刻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湖南农妇周早英,也是讨论者之一。她关注着这一事件的走向,因为她的一对儿女,也是罕见病患者。其中儿子李朋辉,已于2012年10月,因“大肚子病”去世,无力承担的巨额医疗费,是周早英心里永远的痛。

                                                  不久后,哈里斯的父母离婚,她和妹妹是由母亲一手带大。虽然母亲多次带她们回印度探亲,且她们俩都有印度血统,但母亲依然让女儿积极融入黑人文化。“我母亲非常清楚她要抚养两个黑人女儿。”哈里斯在自传中写道,“她知道美国会把我和玛雅视为黑人女孩,于是她决心让我们成长为自信、自豪的黑人女性。”哈里斯认为,母亲是对她人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是她激励自己投身政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称,希亚玛拉乐于参加民权运动,她的公民责任感是在印度形成的。哈里斯的外婆拉杰姆是一个坦率直言的社区组织者,外公普夫是一名出色的印度外交官。哈里斯在自传中写道:“我的母亲是在一个政治激进主义和公民领导力自然产生的家庭中长大的。从我的外公外婆那里,我母亲养成了敏锐的政治意识。她意识到历史,意识到斗争,意识到不平等。她生来就有一种深深印在她灵魂里的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