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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3 02:53:07

                                                          由于美国无力阻止自身陷入经济衰退,美国统治者要想阻止其与中国的力量关系拉大,唯一的办法就是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因此,美国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的灾难性表现,决定了它必须从战略上疯狂地编造谎言攻击,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发展增速,而中国自身则必须就下一段的经济发展未雨绸缪。从战略上来说,美国将从外部经济和内政这两方面同时对付中国:

                                                          不过,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政论作家以斯拉·克莱恩在《我们因何极化》一书中指出,2013年是一个临界点。那一年,1岁以下的新生婴儿中,白人婴儿的比例已经低于50%。而且白人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大大超过拉丁裔、黑人、亚裔等族裔。他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才会传导到政治权力中。按照这一逻辑,就算2016年特朗普输掉大选,大约到2024年前后迟早也会出现另一个特朗普。特朗普和共和党代表了绝望的白人最后的挣扎,如果他们现在不赢,以后他们成了少数,就再也没机会赢了。

                                                          美国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互动会引起何种连锁反应?

                                                          考虑到美国的失业状况,美国听任新一波感染浪潮到来的逻辑显而易见。

                                                          美国充分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未能迅速克服经济衰退而中国成功渡过危机,导致国际关系中有利于中国和反对美国的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7年至2019年间,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计价,中国经济增长了150%,而美国仅增长了22%。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25%升至2019年的66%。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根据IMF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62%升至2019年的127%。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基础政治结构是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一方面,它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s),另一方面,横向纵向分权又使这些否决点掌握在彼此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手里。这样的基础结构搭配两党制,如果要想平稳运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形成稳定的多数党,要么两党具有比较高的合作意愿。假如其中一党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少数党很难匹敌,也就只能选择合作。但当两党势均力敌时,会更倾向极化和激烈的党争,而不是合作——因为如果两党都有机会赢得多数,就更倾向于争夺多数,并利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手段阻碍、否决对方的计划,最终导致频繁陷入政治僵局。换言之,美国高度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决定了,如果两党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就很容易陷入极化和党争,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否决政体”(vetocracy)。

                                                          事实上,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新冠疫情和种族冲突只不过加剧了已有的趋势。在其主编的《分裂的民主:政治极化的全球挑战》( Democracies Divided: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一书中,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源头,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内战。到奥巴马时代,两党的极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特朗普时代两党党争的很多端倪,在奥巴马时代已经显现出来了。例如,奥巴马上台之初,共和党人就明确说要让奥巴马只干一届。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控制国会以后,奥巴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诉诸行政命令,绕开国会,于是共和党又指责他“帝王式总统行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CNBC)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要么失业,要么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停产而减薪。具体来说,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将被解雇,1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资或薪水都有所下降。”正如《彭博社》在题为《这届美国人太难了!有幸保住工作也难逃降薪》(Salaries Get Chopped for Many Americans Who Manage to Keep Jobs)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各地的公司都在减薪……美联储4月份发布的一项商业调查显示,整个经济中都出现了‘薪资普遍疲软和减薪’的迹象。汤姆维斯特风投(Thomvest Ventures)对22家上市和私营科技公司的研究发现,非高管员工的薪酬平均下降了10%至1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认为,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处理种族冲突,特朗普都采取了巩固自身基本盘、攻击对手的党派与极化策略——批评纽约、加利福利亚、伊利诺伊等民主党州管理不善,只知道伸手要钱;指责媒体为了阻止他当选而夸大负面消息;攻击中国是病毒源头,未能控制病毒扩散;抨击专家、政府内部的幕后政府(deep state)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

                                                          美国统治者面临的问题是,这次针对美国民众的攻击导致了社会爆炸,并令美国陷入自越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乔治·弗洛伊德遇害案引发的巨大抗议浪潮表明,美国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抵制特朗普攻击民众的行为,所以美国的抗议活动不仅会影响美国内政,也会影响美国经济形势。这阻碍了美国政治当权派试图增强美国经济实力,来对付中国的战略。